疫苗造假事件(为什么没刑法疫苗造假)

大家好，今天来为大家分享疫苗造假事件的一些知识点，和为什么没刑法疫苗造假的问题解析，大家要是都明白，那么可以忽略，如果不太清楚的话可以看看本篇文章，相信很大概率可以解决您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一、假疫苗事件是怎么回事

1、这几天关于长春长生的疫苗不合格事件在社交网络里炸开了锅，一开始只是涉及到狂犬疫苗的问题，现在百白破疫苗又出了事儿。因为百白破疫苗是儿童疫苗，所以许多妈妈也十分关心此次疫苗事件。

2、对还没有关注过此事的妈妈，我们先简单做一个事件科普。

3、此次的疫苗事件简单说来是7月15日长春长生因为狂犬疫苗记录造假而遭到食药监局的通报。紧接着7月18日，长春长生又公告公众：食药监局对其下达的处罚决定书，决定书中提及其批次为201605014－01的百白破疫苗检验结果不合格。

4、其实早在2017年11月，国家食药监局已经要求停用长春长生批次为201605014－01的百白破疫苗。最近只是下达了处罚结果。

二、疫苗造假案背后有什么故事

涉嫌“狂犬病疫苗生产记录造假”的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春长生”），是如何跃上国内狂犬病疫苗市场份额的第二位？

“狂苗”事件引爆后，上市公司长生生物64岁女掌门人高俊芳从国企高管转型为上市公司掌门人、家族资产积累达51亿元的经历，不断被人提起。

，2009年至2010年的一次“狂苗”行业大洗牌，给长春长生“狂苗”带来了崛起机会。因中检院检测标准的提高，当时能通过的企业仅有辽宁成大一家，外资赛诺菲巴斯德也退出国内狂犬病疫苗市场，“狂苗”持续紧缺。其后长春长生及时升级工艺，迅速进入市场。

2012年，重新拿到GMP证书的长春长生，在市场需求和产能增加的作用下，一跃成为业内第三。

2016年“山东非法经营疫苗案”后，长春长生继续主动抢占市场，2017狂苗批签发量市场份额跃至第二。

如果不是此次狂犬病疫苗事件，长春投资7.5亿的狂苗生产车间将很快投产，并且手握生产批件的长春长生还将拿到国产四价流感疫苗的“第一桶金”。

然而，此次事件之后，在汹汹的舆论之下，长春长生似乎已经无法全身而退。

“企业在人命关天的问题上造假，已经造成了公众安全的风险，无论是对于已经接种的民众还是国家疾控部门，影响都是巨大的。”北京大学医学部免疫学系副主任、医学博士王月丹表示。

吉林省食药监局已连续多日召开会议，相关药厂人士也频繁出入省局大门。

7月15日（周日）下午，国家药监局通报称：根据线索，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对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开展飞行检查，发现该企业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生产存在记录造假等严重违反《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行为。

据悉，国家药监局在接到线索后，早在7月6日-8日已前往该公司“飞检”，实际通报时间则是一周后。

国家药监局审核查验中心相关人士曾对澎湃新闻透露，“有因飞行检查”的情况大多来自于内部人士举报，在收到线索后中心将会对线索进行初步分析，待确认举报合理性之后会以双随机的形式抽调检查组组长和检查员，组成3-4人的检查小组。

“考虑到廉政问题，一般检查小组成员事先并不知道要检查哪家药厂，而是在到达当地后才能打开密封信封，拿到线索。”相关人士透露。

中国证券报7月17日的报道称，长春长生的“飞检”源于内部员工举报。

曾是长春长生一线员工的于飞（化名）告诉澎湃新闻，由于疫苗行业专业性高，如果不是内部人士举报，外界很难发现，“算是行业潜规则吧，有的数据记录本身就是为了应对检查的。”

另一名在某疫苗公司担任多年高管的资深人士许利（化名）则告诉澎湃新闻，疫苗的生产环节是没有十全十美的，每次检查也总会被查出大大小小的瑕疵，“相当于从80分到100分的区别，也是允许企业不断完善整改的。”

但许利也表示，长春长生此次被发现的可能并非“小瑕疵”，“监管部门轻易不会闹到公众面前”。

关于事件中造假环节的细节，至今仍无权威披露。

中国证券报7月17日的报道中援引一名长春长生供销商的说法，称生产记录造假或涉及企业在病毒发酵过程中以“大罐”替代“小罐”所致。

按照上海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主管医师、疫苗科普作者陶黎纳的说法，如果将疫苗的生产环节简化，大致为：将狂犬病病毒导入细胞中，让其在细胞中增值，同时需要培养这些细胞，让细胞大量增值，最后收集病毒进行灭活后，添加各种佐剂后做成疫苗。

陶黎纳认为，如果基于上述报道的猜测进行分析，长春长生“作假”的环节便应该是指向“细胞培养”，即药厂通过GMP认证的方案中是使用的是小罐培养，但实际生产中却用的大罐，目的是为了提高产量。

“从普通人理解上来看，大罐小罐的区别似乎并不大，差不多类似于大碗和小碗蒸蛋的区别，但在制药领域中，一个工艺的不经意变更有可能会带来‘蝴蝶效应’。”陶黎纳告诉澎湃新闻。

但上述说法并未得到药监部门和长春长生方面的证实。

前述疫苗行业资深人士许利则认为，“如果仅仅是小罐变大罐，药监局不会闹到人民群众面前”。

“前些年，广州诺诚出现过类似问题，但药监局后来评估认为对质量影响并不大，只是让企业先停产，等提交了补充资料之后又恢复了生产，恢复生产后也获得批签发量。”许利说。

7月20日，上市公司长生生物董事长高俊芳在短信中回复了澎湃新闻有关生物反应器问题，强调公司于2017年拿到50升罐（生产）批件。

2010年的“狂苗大洗牌”给长春长生带来机会

长春长生“狂苗事件”的舆论影响和得以预见的对疫苗行业的冲击，让许利颇为感慨，“不应该啊，国家这几年质控、监管真的做得不错，也得到了WHO的认可，我认为国产疫苗质量还是很好的”。

回顾近年来我国生物制品质控规范、批签发检测项目的改革，不得不提到的便是2009到2010年期间的“狂苗大洗牌”。

陶黎纳清晰地记得，2010年国家提高了生物制品检测标准后，“当时的（狂犬病疫苗）生产企业中，只有辽宁成大一家通过了新检测标准，其他的都不合格”。

资料显示，2009年4月2日，中检院发布《关于人用狂犬病疫苗（vero）细胞批签发检验增加项目的通知》，决定“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将对此后申请批签发的人用狂犬病疫苗（Vero细胞）在成品疫苗中实施DNA残留量检测，达不到规程标准要求的将不予签发”。

此次标准改变，将原先要求冻干人用狂犬疫苗DNA残余量的标准不高于10ng/剂提高到不高于100pg/剂。

该通知下达后，曾有多家企业认为当局并未提前给予过渡期，导致2009年之后长达两年多的时间，国内市场只有一家狂犬疫苗企业（辽宁成大）能供应“狂苗”。

这项改革，还直接导致了狂犬病疫苗的发明公司——赛诺菲巴斯德退出了中国狂犬病疫苗市场。

陶黎纳说，巴斯德疫苗当时也未能通过DNA残余量的关，“虽然直到今天，还没有实验能证明巴斯德疫苗的DNA残余量有直接的不良反应”。

检验标准的提高、巴斯德的退出让“狂苗”市场进行了一次大洗牌。

前述疫苗行业资深人士许利说，2010年检验标准升级之后，长春长生连同多项检测标准一起，将工艺从原先的转瓶升级到生物反应器，并顺利拿到了GMP证书。

升级后的狂苗生产线产能效果明显，据上市公司长生生物年报信息，2012年当年因更新生产线，产量下降，加上固定费用分摊使得单位成本上升，导致2013年该“狂苗”产品毛利率下降至21.90%。但随着工艺成熟，2014年“狂苗”产品毛利率达到78.75%，市场占有率跃居行业第三位。2015年1-3月，进入稳定生产后，该产品单位成本大幅下降33.71%，毛利率也相应提高至83.55%。

从整个疫苗行业来看，超过50%的利润率并不少见。许利对此表示，疫苗受种人群相对固定，市场规模平稳，“利润率不高一些的话没有企业愿意做”。

一名就职于某肝炎疫苗生产企业的员工向澎湃新闻表示，该公司曾研发过狂犬疫苗，但中途停止了，原因便是市场稳定的前提下，生产厂家已经饱和。

安信证券行业报告中曾评价：总体而言，疫苗是医药生物子行业中一门相对不错的好生意。疫苗研发周期长且技术壁垒较高，预防属性决定了疫苗上市后放量的节奏较快，3-5年就有望达到销售峰值。

上市公司长生生物2017年年报显示，按照中检院同品种批签发量计算，长春长生年签批发量达到355万人份，已经跃至国内第二，市场份额仅次于辽宁成大，排名前列的还有宁波荣安和广州诺诚。

“山东疫苗案”后长春长生继续增长

长春长生“狂苗”从市场第三上升到第二的过程，不得不提的就是2016年的“山东非法经营疫苗案”，直接导致了《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的修改。

2016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修改《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的决定，要求第二类疫苗由省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组织在省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集中采购，由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向疫苗生产企业采购后供应给本行政区域的接种单位。

这对所有疫苗生产企业而言都是新的挑战。

长生生物年报中称，“山东非法经营疫苗案”后适龄人群主动接种疫苗的意愿出现下降的情况，同时国家修订了《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受新政的衔接、实施等因素影响，对公司产品销售短期内也产生了重大不利影响。

不过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2016年，长春长生疫苗销售达到10.15亿元，同比增长28.52%。

对此，长生生物的解释是：由于产品的刚性需求较强，在疫苗行业整体受到影响的背景下，公司仍然取得了较为乐观的经营业绩。

澎湃新闻记者查阅了2017年陕西、福建、广东等省的二类疫苗集中采购入围名单发现，在冻干人用狂犬疫苗（vero细胞）品种中，有辽宁成大、长生生物、广州诺诚、宁波荣安、吉林迈丰、河南远大等主流狂苗生产企业。

上述厂家的疫苗，从价格和针剂次数上来说，每一单支针剂的价格均在40-60元；接种方法上来讲，除辽宁成大为独有的2-1-1（四针法、三次接种）外，其余均为5针法（五次接种）。

陶黎纳多次在科普文章中提及，辽宁成大有接种次数少的优势，而且从完成全部针剂的花费总价上来看也最便宜。

“但实际接种时选择的品牌，决定权在市县疾控中心的采购选择上。”陶黎纳表示，“包括辽宁成大、长春长生在内的几家疫苗厂家，一般都能进省级疾控中心的白名单（招标采购入围名单），在这之后就看县区级疾控中心如何选择了。”

接近长春长生的人士透露，长春长生在此之后自建销售渠道，“原先的代理商成了供销商，实际上就是签个合同，成为公司的销售员”。

陶黎纳分析，对于原先在市场上不占优势的品牌来说，此时更有机会提高品牌知名度。

上市公司长生生物年报中这样描述：2017年，长春长生积极适应新的疫苗管理政策相关规范要求，加强销售管理，积极推动新的推广服务团队的整合和销售渠道的搭建，同时通过加强学术推广会议和公司调研，强化与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联系，提高公司疫苗产品的品牌影响力，有效地推进了公司业绩的快速增长。

从财务上来看，该公司当年销售的费用达到5.83亿，同比增长152%，增长的原因其解释为“营销模式受疫苗流通条例影响的推广费、市场服务费、会议费和运输费增加所致”。

同年（2017年），长春长生疫苗销售达到15.39亿元，同比增长51.67%。从批签发量上来看，长春长生已跃居国内第二，占25%市场份额。

除了在工艺和销售上的发展，长春长生投资7.5亿元的狂苗和水痘技改车间原定于2018年底完工，资料显示，技改完成后，该公司狂苗年产量将达到1000万人份。

高俊芳：从国企高管到民营疫苗公司掌门人

7.5亿元的技改车间投资额，来源于2015年长春长生借壳上市后的募资所得。

资料显示，2015年长春长生借壳黄海机械上市后，高俊芳与其配偶张永奎、其子张洺豪一起持有长生生物33.7%的股份，成为实际控制人。

2017年胡润中国富豪排行榜中，高俊芳家族以51亿资产位列820位。

此次“狂犬病疫苗生产记录造假”事件后，高俊芳等人在长春长生在上市之前，如何通过资本运作手段，将一家由长春高新（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长生所（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联合发起成立的国企变成家族企业的往事，被人不断提起。

据看看新闻报道，在2003年长春高新董事会决议将全部转让公司持有的长春长生股权时，在有包括云大科技、福尔生物等多家第三方报价3元/股的价格下，高俊芳得以2.7元/股的低价受让得到34.6%的公司股权，转让金额4161.6万元。

澎湃新闻梳理发现，长春长生从国企到民营，经历了十多年时间，期间经历19次股权转让以及2次增资。在此期间，高俊芳配偶张友奎、其子张洺豪等家族成员陆续浮出水面。

不仅如此，在股权的频繁交易中，现任康泰生物（深圳康泰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杜伟民及其合作伙伴韩刚君也确曾以个人或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参与交易，并在完成对高俊芳家族的股权转让后，又悄然退场。

2001年，韩刚君以1932万的价格，从长生所处拿到了长春长生30%的股权，6年之后，韩刚君将股权全部转让给了深圳豪言（深圳市豪言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同年，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杜伟民的广州盟源（广州市盟源生物工程发展有限公司，杜伟民、韩刚君各持股50%）以43.70万元从长生所拿下了长春长生0.68%的股权。

在参与受让长春长生股权6年后，2007年，杜伟民又和韩刚君一同离场：广州盟源以54.74万元的价格，将股权转让给了于广谦。而韩刚君则将长春长生30%股权转让给了深圳豪言，具体金额未透露。2010年，于广谦将全部股权又转让给了高俊芳配偶张友奎。

深圳豪言的背后，是高俊芳家族。据天眼查APP，高俊芳持有深圳豪言51%的股份，深圳豪言持有的长春长生股权，到了2010年，被无偿转让给了高俊芳和张洺豪。随后，深圳豪言被清算注销。

从2001年入场，到2007年离场，杜伟民和韩刚君所扮演的角色，隐于高俊芳家族之后，又在高俊芳资本操控掌握长春长生股权环节中，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高俊芳曾任职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财务处处长，1992年长春长生成立，高俊芳即出任该公司副总经理，次年出任董事长并兼任总经理。1996年，母公司长春高新上市，高俊芳又晋级为长春高新副董事长。长春高新2001年和2002年年报显示，作为国企高管，高俊芳年薪先后为5.98万元、8.4万元（含税），而收购长春长生1734万股股权需支付4161.6万元。

三、为什么没刑法疫苗造假

这是长春长生公司疫苗事件发生后，网络上沸腾的语言。

但是也许，这次又会令人失望了。

职人君有幸找到朋友圈中曾经从事法律工作的朋友Adam，请他从法律角度来分析为什么“恶人”不能得到我们想像中的惩罚。

长春长生生产的是劣药而不是假药

长春长生生产的疫苗是假药还是劣药？一旦界定清楚，量刑和处罚也不同。

首先，我们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以下简称《药品管理法》）对两者的法律界定。

假药和劣药的区别在于，劣药有生产、销售许可，假药没有。

根据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长春长生这批百白破是有批准文号的疫苗，因此不属于假药，而属于劣药。

长春长生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案尚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但结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有关通报，该批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也应该属于劣药。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73、74条规定，劣药处罚是货值金额的1-3倍，假药处罚是货值金额的2-5倍。

目前三百余万的处罚金额已经是法律规定的最上限。按现行的药品管理法，药监行政部门要依法行政，他们不可能对长春长生给予更重的处罚了。

民事责任大体可分两个方面，一是违约责任，二是侵权责任。

接种疫苗的人，和疫苗生产商之间没有合同。没有合同约定，不存在违约，所以是侵权责任。

关于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在民法上有四个要件。

1.有侵害结果发生，打疫苗后生病了，有了健康上的重大障碍，这是侵害结果。

2.行为人有主观上的过错，疫苗厂商有主观上的过错。

4.侵害行为与侵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因为药厂的疫苗不合格，引起身体健康上的损害。

作为疫苗的受害者，主张疫苗损害，要证明疫苗缺陷和孩子的损害结果，即抽搐发烧，或者死亡有因果关系，还得是排他的因果关系。排他是指可能是别的原因造成的损害，比如这两天有别的疾病。

这对普通人来说非常难。他们一不具备专业知识，二没有相关的检测设备，三没有相关的专家咨询服务，只是感官感受。

疫苗没有效果叫做“效价不合格”，也就是达不到免疫作用，但是会不会对人体健康构成迫在眉睫的危险呢？是没有的。

劣质疫苗等于往身体打了一针没用的东西，不会让你得病也不会让你死，但是也不会让你得到抗体。让你暴露在感染的风险里，但是这种可能被感染的风险又是无法确定的。

如果从消费者一方取证有困难，那么是否可以借助举证责任倒置呢？

根据民事法律规定，诉讼过程中一般是“谁主张，谁举证”。根据《药品管理法》第九十二条规定，药品产生的损害赔偿适用一般的举证责任。

另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司法解释，第五条明确规定：

这就相当于明确了食品、药品侵权诉讼适用一般的举证责任，由消费者负举证责任。至于“初步证明”的初步需要证明到什么程度，则由受理法院，具体审理的法官来判断。

从法律条文规定来看，侵权损害赔偿的举证责任，依据现行的法律，对于疫苗的消费者是个非常大的障碍。要实现消费者维权，提高所谓的生产企业的违法成本，这是非常大的问题。

2013年，深圳康泰生物生产的乙肝疫苗，注射后有8个孩子死亡。

当时管辖的是国家食药监总局和国家卫计委，两部门联合调查一个月，认为八个孩子死亡与疫苗注射具有偶合性，也就是说两者之间不能证明有因果关系。

调查结论做出以后发还生产许可证，深圳康泰可以继续生产。

这也说明，从医学意义上证明两者有因果关系非常难。

所以从举证层面分析，作为疫苗的用户，通过民事诉讼获得民事损害赔偿是很难的。

遇到造假的厂商时，民众经常说要罚到它“倾家荡产”，提高违法成本。这个权且把它当成情绪宣泄。

因为根据现行的《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对于人身损害赔偿有明确的赔偿项目规定：

“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1.必须有证据支持，比如我为这个病住院多少天，花了多少医疗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某大型一线城市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万元，20年，那就是120万。

可如果你在偏远的某四线城市，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如果只有2万元，20年就是40万。

所以说，《侵权责任法》的损害赔偿是有上限的。死、伤以及残废，按照现行法律是可以算出来对应的赔偿金额。

要罚到倾家荡产，法律中得设有惩罚性赔偿，基本上是计算出来的结果相应的倍数，这交由法官来酌情处理。

惩罚性赔偿的法律规定在中国其实也是有的，就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也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双倍赔偿”。但在其他方面是没有惩罚性赔偿的规定的。

美国有惩罚性赔偿的判例，这在烟草诉讼中特别明显。有的一赔几十亿，原因是受害者众多，有惩罚性赔偿才能罚到倾家荡产。

第一由于举证责任原则的限制，在诉讼中消费者很难胜诉。

第二即使胜诉，能获得的赔偿也是有限的，不会是天文数字的赔偿。

所以，从民事责任的角度分析，疫苗案有可能是这个结果。

长生这一批次的疫苗属于劣药，根据刑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

“生产、销售劣药，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刑法中还有一条生产销售假药罪，这个罪最高刑是死刑，但生产销售劣药罪的最高刑是无期徒刑。

在刑法上，销售生产劣药罪属于结果犯罪，无结果发生不构成这条犯罪。

因此，什么叫“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什么叫做“后果特别严重”？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假药、劣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

“生产、销售的劣药被使用后，造成轻伤以上伤害，或者轻度残疾、中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或者严重功能障碍，或者有其他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情形的”应当认定为“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致人死亡、重度残疾、三人以上重伤、三人以上中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十人以上轻伤、五人以上轻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情形的”应当认定为“后果特别严重”。

因此在疫苗案中，接种人如果住院，鉴定为重伤，属于构成人身健康的严重后果，生产商如果罪名成立的话可能被判处3-10年有期徒刑。

情节严重或是导致严重后果，致人死亡、重度残疾、三人以上重伤，造成这样的严重后果才能被判十年以上或是无期，判断的依据是要有损害结果的发生。

回到证据的问题上来，刑法上也讲究行为和损害结果要有因果关系。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更严，不是民事上的所谓“初步证明”。英美法系甚至要求“排除一切的合理怀疑”才能定罪，要求比民法上要强得多。

虽然刑法上举证责任不在受害人，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公诉。但检察官不是医学专家，他也要依赖于行政监管部门和医学专家，出具调查报告或是作出鉴定结论。

2016年，山东爆发庞红卫非法经营疫苗案。她在5年间，串联起一个由100多名上线，200多名下线构成的地下疫苗交易网络。

事发后，357名公职人员予以撤职、降级等处分。违法经营的疫苗，已流向全国24省市，其购买疫苗的款项，达2.6亿元，而售卖的款项，则达3.1亿元。因疫苗非冷藏储运，这些疫苗多面临失效可能。

最后庞红卫被判了19年，但罪名不是生产销售劣药罪，而是非法经营罪，因为她没有生产销售药品的资质，最后被以非法经营罪来追究责任。

总结来说，根据现行法律，行政责任可以做到没收非法产品，没收非法所得，并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严重者吊销药品生产许可证。

民事责任方面，疫苗的消费者要付举证责任，即使诉讼请求得到法院支持，所能得到的赔偿也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刑事处罚：这是最严厉的处罚。但对于制药企业，取得证明依然比较困难。

所以，制药企业的造假成本无外乎这三个方面，不考虑舆论压力，行政、民事和刑事，按现行法律，面临的风险和付出的成本是有限的。

如果药品所得是100万，加上罚金不过400万。如果有死亡，针对一个个体的死亡视城镇收入*20年而定，顶多200万，10年刑期。

《疫苗之王》的帖子中作者对于没收186支疫苗，罚款340多万很不满，但如果了解中国当前法律规定，只能说药监局做出这规定是在现行法律规定的范围做出的最严厉的处罚。

为何卖劣药只是被罚款，卖“真药”却要坐牢

另外再澄清几点，在医药领域“做药神”为什么会面临犯法。

2018年1月5日，上海美华丁香妇儿门诊部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郭桥，因采购、销售未经批准进口的1.3万支疫苗，被以销售假药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7年。这是辉瑞公司的肺炎疫苗，属于二类疫苗，自愿接种，已经断供三年。

检察院认为：“大量采购、销售进口疫苗，主观恶性较深，非法销售的药品又是疫苗针剂，依法应予严厉处罚。同时，考虑到销售的疫苗未发现直接的损害结果，13价肺炎疫苗已在国内获批上市，酌情从轻处罚。”

《我不是药神》主人公卖的也是没有获准进国内的药品。

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罪名就是销售假药罪，这是许多人不能理解的地方。

其实这就是俗话说的“一码归一码”。生产劣药依据药品管理法只能没收186支，罚你344万；销售没经审批的外国药就是销售假药，涉嫌生产销售假药罪。相关法律条文白纸黑字写得非常清楚。

我们如何在每一次公共事件中推动司法的进步

1955年，加州伯克利的卡特实验室(Cutter Laboratories)在制造脊髓灰质炎疫苗的时候，由于灭活病菌不够彻底导致出现活体病毒，在安全测试中却没有发现问题。

这场疏忽导致接种疫苗的12万名儿童中4万人染病，113名终生瘫痪，56人患上麻痹性脊髓灰质炎，10名儿童死亡。

卡特事件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制药灾难之一，也给整个美国的疫苗市场带来了让人始料未及的影响。

美国法院于1958做出“无过错责任”的裁定。无过错责任比举证责任倒置更加严格。

举证责任倒置只不过是让你来证明你自己没有过错，让疫苗厂家来证明自己没有过错。

无过错责任就厉害了，就是受害人不用证明疫苗厂家有过错，疫苗厂家也不用证明自己没有过错。

这事一旦出现，不管你有没有过错，都是疫苗厂家的责任。

由于法院的“无过错责任”，制药公司已经开始重新审视疫苗开发的商业合理性。毕竟，疫苗的开发周期很长，已经成为一种“吃力不讨好”的生意。因此，在后来的30年里，疫苗几乎成为了美国医疗市场上的第一个“灭绝”产品。

美国政府后来也经过思考，痛定思痛，成立了一个赔偿基金，每销售一支疫苗抽0.75美元的税金，投入赔偿基金，所有跟疫苗有关的不良反应，都可以向联邦基金提出赔偿请求，联邦审查请求之后根据相关标准进行赔偿。

基金成立之后，从1988年到2017年，收到17281件诉讼案，其中6085件认为应该提供赔偿，三分之一赔付，三分之二撤销。6085件总共赔付39亿美元，平均每件约50万美元。

这个办法既保护了疫苗厂商的积极性，也保护了正常情况下接种疫苗的人，在正常注射疫苗之后有不良反应也能够获得赔偿。这对于中国是比较有启发的一个制度安排。

疫苗事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后续我们也在观察进展，但希望通过这样的分析，让我们理性地维护自己的权益。

如果是目前法律还不能覆盖到的地方，也希望由此出发，建立一个合理的机制，让恶人受惩罚，保护真正想做好疫苗的厂商的积极性，同时也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我们希望每一次错误都是进步的开始。

关于疫苗造假事件，为什么没刑法疫苗造假的介绍到此结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